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发生之后，诸多媒体都介入报道，其中，关于上海复旦一名女生的报道量较大。这名女生在踩踏事件中不幸遇难。
1月2日，复旦大学校友会微信公号发出了一篇文章《今夜无眠 复旦学生致部分媒体的公开信》，署名复旦易班，对媒体集中报道该女生的行为表达了不满。3日，微观者说微信公号以授权转发的形式发出了《媒体人就外滩踩踏事件致复旦学生公开信：别太矫情了》，对前文表示了反对。这两篇文章，讨论的就是一个“媒体伦理”问题。
昨日，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圆桌讨论，讨论主持人为复旦新闻学院教授，该中心的副主任陆晔老师，参与者皆为该中心研究员及复旦新闻学院的老师，包括谢静老师、赵民老师和葛星老师。
我个人的看法是，该讨论非常必要。今天，社交网络/社交媒体已经大行其道，一个人在自己的社交圈上的言语，是否可以为媒体随意引用，是值得探讨的。（别太矫情了一文基本上持可以的观点，但我不尽以为然）。讨论最后成文很长，我得到陆老师许可，可以转载。但我还是想只进行“摘要转载”，想阅读全文的，请点击左下角微信订阅号官方唯一许可的链接。
该文主要观点提示：
在没有违背法律和媒介职业伦理的前提下，对个人信息的使用应考虑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公布和不公布这些信息，对于知情权是否有重大关联，而知情权必须事关公共利益；第二，为报道对象以及相关的人设身处地想一下。
媒体如果借公众知情权来满足大家的情感消费，是市场主义而非专业主义。
不能笼统的说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就视为接受采访。另一方面，公众也应提高对社交媒体性质的理解，不要乱发乱转。
在新媒体时代，许多界限都已经烟消云散，甚至专业主义自身。这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所以，我们着力关注的是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重构。
以上。
关于这件事，我还想多啰嗦两点：
其一，我觉得大学学生现在成了媒体们很愿意去采访的对象。他们是聚居的，有很多同学、朋友和师长。校园一般是开放的（你只要别招摇过市开着台采访车进去，一般不会有人阻拦），学生是比较容易从他们那里套取信息的（戒备心小，甚至乐意对着媒体说话）。一旦出事，校园学生总比公司人容易接触和采访，媒体们其实，是有些懒的。
其二，个体和群体行为。单个媒体作为一个个体，会觉得报道复旦已故女生的故事，我个人以为，基本没有不妥，即便它挖到一些该女生及其男友的社交网络状态。事实上，如果市场上只有一个媒体报道，的确没什么。但多家媒体作为一个群体集中报道，就会让部分利益相关人觉得非常不爽。但此类群体行为是无法管理的，不然就是“禁令”性质。
关于社交网络上的媒体伦理这个话题，我并没有太有倾向性的定论，也没有答案。复旦的信息与传播中心这场讨论是很学理性的，也很严肃，当然，它不是全部围绕这个话题，还涉及到其它。我个人以为，所有对媒体伦理话题感兴趣的，都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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