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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标志着该法案正式成为法律。
据白宫声明，法案将为美国芯片制造、研发及劳动力发展提供527亿美元补贴，同时拨款约2000亿美元，促进美国未来10年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的科研创新。涉及资金超2800亿美元。
拜登表示，这项法案将为美国整个半导体供应链提供资金，促进芯片产业用于研究和开发的关键投入。
《芯片与科学法案》或是说由美国重塑的全球半导体格局，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本期直播我们特邀电子创新网创始人兼CEO 张国斌来为我们解读，美国《芯片法案》之下，全球半导体行业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又将如何应对？
直播内容精华版：
1、美国推出《芯片法案》对于中国来说是利大于弊
骆轶航：《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其实Chips是专有术语的一个缩写，全称是Creating Helpful Incentives to Produce Semiconductors。翻译出来就是创造助力优势去制造半导体。所以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把 Chips看作是手段与目标的集合，所以这个法案本身也是非常丰富和非常立体的东西。
我觉得张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您跟一些业界的专家以及一些从业人士的交流。因为我觉得他们对这个法案比我们的感受还要真切，还要迫切，还要更第一手，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法案对他们更意味着什么？业界的一些人对这个法案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反馈？或者他们对这个事大概怎么看？张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张国斌：对于产业的人来说，他们认为（美国推出芯片法案）是利大于弊，就说是短期内会有影响，但是长期来说是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有利于发展半导体行业。也打掉了一些人的幻想，不要以为好像靠着这种全球化，最后去买一些东西来，不自己搞研发就可以。这一下子我们就彻底打掉幻想，完全自主去投入资源去研发，短板才可以慢慢补上来。
另外一点是美国这次它明显是针对尖端的工艺进行封锁。其实尖端工艺的这些器件的应用只占了整个芯片的大概20%左右，大部分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成熟工艺，28纳米以上的。像现在的MCU可能还是55、 40纳米的，（我们）都已经做得挺好了。我们只要把这些东西做好，也不用担心过多去担心这些东西。
所以产业界的人反而没有太多的惊慌，比较淡定。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特朗普时代，他把华为在内的一系列公司拉到实体名单里，说美国公司不准跟实体名单上的公司做生意，等于白白的把这块市场让给了中国公司。2019年华为从美国供应商那里采购了187亿美元的产品。未来这些需求给谁？那只能给国产替代。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国产替代的MCU公司，进入了华为的供应链，也成长的非常快，反而是助力的。我觉得从我的观察来看，在美国特朗普搞了实体名单之后，反而在国产替代的大潮之下，很多国产公司都起来了，包括我们现在最近也听说过，我们国产的圣邦微电子，它做模拟集成电路的，而它打进了苹果的高端供应链。
2、过去5年，中国半导体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长足的发展
骆轶航：对于这种乐观的态度我既意外也不意外。意外在于从2017年以来到现在，我们听到了太多的关于中国半导体产业在打压、断供、封锁之下，有太多悲观的言论。而这种悲观言论在某些圈层内部极其有市场。
而不意外在于过去五年，人们常常忽略掉的是，在打压以及这种悲观的言论和论调之下，我们的半导体工业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和变革，取得了非常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德州仪器砍掉了很多参与核心研发的中国人，美光也在干这个事。我觉得美光很过分的。美光不仅砍了，还把很多中国的研发人才，尤其在上海的研发人才直接用办L1签证的方式吸引到美光的美国公司去工作。不仅停了你的研发中心，还要挖你的墙角，还要挖你的人，我觉得就这些动作，其实是一些升级的动作。
张老师您觉得这些动作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它跟日前出台的芯片与科学法案的关系大概是什么？
张国斌：其实从2019年、2020年开始，我就听到业内一些人的反馈，就是一些国外的半导体，它已经把中国的研发权利都已经逐步收回到总部去了。以前你中国区研发的人，你可以去定义产品去研发，可以做针对中国本地的一些优化。它现在最后把这些权限慢慢收回去，让你中国慢慢就变成一个技术支持中心。
包括刚才骆老师提到的美光和德州仪器。据我所知，还有包括一些别的公司，外资公司也是在这样干，但是它也产生了另外一个效果。从德州仪器、恩智浦半导体这些公司出来的人，就创办了很多咱们自己的本土IC公司，而且做的相当的好。
比如从恩智浦出来的曾劲涛，曾总，创办了先楫半导体，做RISC-V的处理器。MCU、MPU主频能到1GHz，已经做成了高端的处理器。这直接对标的就是恩智浦的高端处理器。而且你原来是ARM架构，我现在是RISC-V架构。
德州仪器也有一些人出来了，创办了一些很优秀的公司来做混合信号、做模拟集成电路的，这都是属于我们短板性的东西。
现在美国这样一搞，这些东西都让我们本土的这些人出来研发，其实又反过来对我们这个产业也是比较好的补充和促进，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样子。
3、中国已具备良好的半导体发展环境和成熟的芯片制造产业链生态
张国斌：中国大环境是很完整的，闭环的大环境是比较好的，来支持半导体发展。我认识的有些人，他们就是在美国遏制中国之后，从美国回来，来到中国创业。他觉得在中国现在环境挺好，就回国来发展。
只不过可能我认为，以前美国它有硅谷这样一个好的这种环境，有投资，有市场，有整个一体链条，闭环的东西，它推动了技术。你们在硅谷也有一个团队，深度观察过这个东西，就是以前它这个环境很好，推动了它产业去发展。但是中国现在也有很好的环境，到处都有长三角、珠三角，而且我们做的甚至可能更好在这方面。所以在整体环境来说，是适合大家发展的。
骆轶航：我们不止有一个硅谷。昆山、苏州、上海这个是一大片。武汉，包括周围的一些咸宁、十堰、孝感这个是一片，珠三角就不讲了，广州、深圳、东莞、顺德这个又是，还有很多深入西部的。
张国斌：关键我们是完整的生态，终端的产业链在我们这里。有终端的需求，顶端的东西你才能迭代出来。终端给你提需求，比如说我手机要加这个东西，你上面IC东西再去实现。如果终端没有需求给你，IC怎么去迭代怎么发展？
我觉得中国公司有个法宝，就是快速迭代。你外国公司一年迭代一次，我一年给你迭代两次、三次，我这产品有短板立马补足，跟你对竞争，这样一下子就把你压下去。像当时那个指纹识别技术，最早是瑞典的FPC做的，一些高端产品比如手机、笔记本都是用的FPC的技术。
但是后来汇顶科技进来之后，快速迭代，一年之间FPC的份额直接从80%多降到了几乎为0，就是直接被赶出市场。所以这是我们中国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咱们半导体从18号文件开始，从2001年左右开始到现在，我们这20多年的发展，大家已经积累出来。政府也总结经验，怎么去推动产业发展。
4、《芯片法案》是美国对中国的一次“抄作业”
骆轶航：如果早期硅谷是跟冷战密切相关的，包括硅谷半导体产业的诞生。无论是从仙童到英特尔，他们实际上是跟美国早年的，二战结束之后就1947年，尤其到60年代，主要是从1947年一直到1968年，20多年的时间里面。因为冷战对军备的这种要求，催生了美国半导体的产业和第一批硅谷的风险投资人。那个期间说是军民融合也好，或者军事上跟民间资本的这种融合，实际上是非常强烈的。
到1992年，克林顿政府签署军用技术民用法案之后，硅谷进入了一个新的跟硅和半导体没太有关系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就这样一个东西来去看，美国现在一个新的芯片基金是对中国模式的复刻？还是对自己过去历史的一个重演？张老师怎么去看这个事。
张国斌：美国推出这个芯片基金。一方面是它确实看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他觉得这种模式有效果，而且效果很明显。
因为半导体它这个产业，其实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产业。它是需要长期投入才能见到回报的东西。而且有些基础的东西你未必一年投下去就能见效，甚至2年、3年、5年都见不着效的一些东西。但是必须要去砸钱，因为保不准在这种持续的过程中，哪天就会有技术进行这种突破。
不过企业它会考虑投资回报率，尤其是上市公司。这样的投资收益率这么低，导致股票暴跌，血本无归。让企业去干，企业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只有政府。
还有一些真正的有创新能力的其实是小公司。小公司本身就是奔着创新去的，它往前进的这个决心是非常大的。反而大公司它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因为它不敢去轻易去做一些东西。因为这对它们整个的业务，对于上市公司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必须要国家做。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两个结合起来，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
另一方面，美国这次要说它抄作业，有一部分确实有点像，但它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对这个项目的管理，特别详细，这点是我们值得学习的。
比如说它能详细到设置有2%的管理费用，给整个基金的管理人。这让大家可以完全每一个章节，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操作，可以按照这个规定一条一条对着去操作，这种可操作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5、芯片制造之外，我们更应关注更上层的尖端技术
骆轶航：我看到《芯片法案》的2,800亿美元除了投向芯片制造的之外，还有2,000亿美元投给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关键技术研究和标准定制基金。
这意味着芯片制造只是整体规划的一部分。更多的资金是投给很多基础科学研究的，就是跟半导体，跟集成电路相关的一些更上层的基础科学研究，包括量子计算、AI等方面，这个事张老师怎么看，以及包括对我们一些启发和启迪大概是什么？
张国斌：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一个重点。大家不一定要老盯着500多亿，觉得500多亿很多。它整个的盘子有2,800亿，它2000多亿是投到了更尖端的一些技术上。
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美国它是两手来针对中国，一手是打压，把资源从你这抽走，进行遏制。另一手我自己赶紧发展，去研发我的高新技术、尖端技术，拉开这个差距。
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在半导体领域这方面，过去是一直在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比如说很多IT顶端的资源，它都掌握着，半导体的基础材料、设备，IT关键东西都掌握在它那里。所以它一直享受着顶端金字塔的高额利润。它不会放过之前吃过的甜头。
据我所知DARPA它就在做用人工智能来研发芯片。咱们现在还是工程师，几万工程师写代码。它搞成一个人工智能计算机，你把你的需求一说，他很快就给你直接生成芯片代码，拿去流片，出芯片。
而且现在据说它已经能跑出来一些简单的芯片了。在这方面它是确实是在尖端领域，它是投了很多资源去研究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看到这方面，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骆轶航：简单讲不能光盯在制造上。
张国斌：对。不能说被它遏制了半天了，还一直盯在制造这些东西，尖端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做研究，否则你还等于是在停留在中间的层次，还是有差距。
骆轶航：对，就差距还是会比较大。黄仁勋讲过一句话，就什么是AI？他站在他自己的角度去讲，他说 AI is the automation of software writing。Software Writing就是软件编程的自动化。但如果我们今天来看，现在已经AI is the automation of hardware writing，AI is the automation of IC design。它已经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了。
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不能光局限于制造，如果我们看美国现在芯片法案，其实会投大量的资源，在让芯片制造变得更简单、更顺畅的前沿技术和科学上。这个点我觉得在中国，我们也要去思考，也要去思考相关的东西。因为中国人工智能人才也是全球数一数二的。
那我们的人工智能可能过去的很多年，用在了大量的城市管理、城市交通，包括智能的机器人服务等等领域。
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想过人工智能跟芯片设计和芯片制造，这个领域的结合，就是用一个Cutting Edge的技术去解决另外一个非常Cutting Edge的技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在2,000亿背后，也要去做更多的思考，
张国斌：对。等于在后续有一些升级版的东西，不是简单的用这些制造的5纳米设备建个厂的问题，它可能后续还有一些部署在这里，我们要看到有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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