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出台最宽松“网约车新政”:经济越落后,政策越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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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上广深严苛的网约车新政,就像沉沉不散的初冬雾霾,让人心灰意冷时,万万没想到,远在西南的贵州cosplay了一股清流,出台了全国最开明的网约车新政。

10月25日,贵阳对外发布了网约车细则征求意见稿,该细则对车辆没有任何轴距、排量的要求,只限定贵阳本地牌照。在目前已经公布网约车细则的省会城市中,贵阳的“门槛”可谓最低、最宽松。

一个位于西部的三线省会城市,在网约车新政上,为何政府的开明和包容,却超越了一线城市北上广深?

超越北上广深

户籍、牌照、价格、排量、轴距,这是北上广深给网约车设置的重重关卡。

就车辆而言,网约车的车辆资格,核心是轴距+排量。对于车辆燃油车轴距,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曾提出网约车车辆燃油车轴距≧2700毫米、新能源车轴距≧2650毫米,排量要求为≧2.0L或1.8T等要求。车轴距是指汽车前轴中心到后轴中心的距离,更是大中型车与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的分水岭。

通常来说,排量越大,耗油率越高,污染物越多,而中央层面也一直在倡导绿色低碳理念,鼓励小排量汽车发展,比如2015年9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5年10月1日到2016年底,对购买1.6L及以下排量汽车,实施减免车辆购置税的优惠政策。

国务院作为上层机构,其出台的鼓励政策,理应得到地方法规的承接和呼应,但是,北上广深网约车新政却打脸了国务院会议决定,冷冰冰的把能耗低、污染少的小排量汽车拒之门外,比如,上海用新轴拒把8成网约车司机挡在了门外,转过脸,却对排量大、价格高、污染多的大排量汽车敞开大门!

与此对比,贵阳发布的网约车细则,对车辆要求显得非常宽松,对轴距、排量两个关键性指标,均没有设置任何要求,只要求贵阳本地牌照,车龄不超过3年,车辆价格不低于贵阳市市中心城区巡游出租车价格。

就司机而言,北上广深的态度是用户籍作为武器,秋风扫落叶,根据统计,上海已激活的41万余司机中,仅有不到1万名司机具有上海本地户籍,只有2.5%的司机符合户籍要求。若加上车辆牌照、司机驾照等要求,乐观估计在上海也只有2%的专车符合要求,98%的专车将被淘汰。

而贵阳对网约车驾驶员的要求很“亲民”,要求本地户口或者居住证。贵阳的居住证办理条件不高,凭着身份证件等资料即可申请办理。

另外,贵阳的网约车细则还提出,传统业态通过大数据手段来实现巡游车与新业态的融合,能够尝试数据融合分析、决策支撑,实现贵阳市公共出行运力、运量匹配的精准分析,做到新型业态发展、传统业态稳定。

总之,北上广深网约车新政,用大排量、长轴距打脸国务院常务会议规定、与环保绿色背道而行;北上广深网约车新政,用严苛的户籍门槛,把大部分司机拒之门外,逼迫网约车司机重新退化为黑车司机,与双创的大风口背道而驰,杀死分享经济;北上广深网约车新政,倒逼乘客从人选车、回到车选人的旧时代,打脸国家版网约车新政。

 与此相反,一个位于西南的三线省会城市贵阳,却在网约车新政上,展示出了北上广深没有的开放、包容、平等。贵阳新政,顺延了国务院鼓励小排量汽车的环保绿色理念;贵阳新政,站在了双创的大风口上,是对李克强鼓励分享经济发展的呼应,符合科技和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贵阳新政,是对开明宽容的国家版网约车新政的落地,坚持了交通部副部长刘小明的期望,“让群众高兴,让群众满意,让群众方便。”

为何是贵阳,为何是西部?

颇为有趣的是,开明的网约车新政不仅仅出现在贵阳,还有云南、成都等地。发现共同点了吗,这些城市都位于西南。过去,我们对这些位于西部的内陆省份,抱有许多偏见,认为这些城市政策保守、经济落后、思想封闭,但为何在网约车新政上,这些城市如此开明、包容?

其实,如果你回头看看贵州最近两三年的新闻,就不会惊讶于贵阳的开明。

过去的贵州是农业大省和资源大省,也没有系统的互联网产业,但是贵州省正在利用后发优势,打破旧秩序旧模式。

第一,用“互联网+”重塑贵州经济发展模式。

一年前,贵州省出台了《关于推进“互联网+”行动的实施意见》,确立了“开放共享、融合创新、变革转型、引领跨越、安全有序”的发展原则。整个贵州省,对于互联网新经济的热忱,类似二十年前的深圳特区对民营经济的欢迎。

贵州举办的数博会,吸引了马云、马化腾、程维、刘强东等这样的全球互联网大佬蜂拥而至;腾讯、阿里、微软等全球互联网巨头,都在贵州省的合作名单上;互联网医院、智慧旅游、智慧交通概念已经在贵州落地为项目,农村淘宝遍布贵州全省;总之,互联网正在深刻地改变贵州。

作为中国共享经济的代表,滴滴出行自然也是贵州省的座上宾,双方将携手在大数据上共同发展。目前,贵州省正在推动政府部门数据和互联网公司数据的双向打通。

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说,贵州再坚持5年一定会影响中国经济格局。大概十年前,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曾提问“上海为何出不了马云”,或许,他可以来贵州找找答案。

第二,落后省份的后发优势。

为何经济发展水平看起来越滞后的地方,对互联网经济越拥抱?

动力首先来自于压力。贵州、云南、四川,目前人均GDP难望北上广深颈背,底子薄基础差,要赶超怎么办?只有发展互联网新经济。

在今年夏天举行的贵州数博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在贵州这样经济欠发达的省份,高端产业创新却是当下的热烈讨论话题,贵州在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上,把“无”生了“有”。贵州的发展和变化,说明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所代表的新一代互联网发展趋势背景下,所有国家和地区只要通过努力,都可以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落后地方甚至可以抢占先机。”

与很多高度依赖本地化的产业(比如奢侈品必定开在一线城市)不一样,在互联网新经济领域,落后的西部省份和北上广深,完全站在一条起跑线上,谁鼓励新经济,谁就发展最快。这就跟当年马云没有出现北上广深,却出现了杭州一样。作为后来者的贵州,必须抓住每一次赶超的机会,不管是大数据产业还是共享经济,必须勇于试错,才有可能后来者居上。

相对,对于北上广深来说,手里的砝码越多,反而顾虑和纠结越多,更不愿意冒险创新。因此,对于新经济模式,用打压代替鼓励,用稳定压制创新,就可以继续盘桓在过去驾轻就熟的旧制度舒适区,既不会带来新的工作量,又不增加新的监管风险,也不得罪强大的旧利益集团,省心省时省力省劲,因此,对网约车的打压,其实是狭隘的部门利益和长远的民众利益发生了冲突,而北上广深的相关部门,令人遗憾的选择了前者。

北上广深的保守、求稳思路,反而进一步成就了贵阳、昆明、成都等西部城市的后发优势。20多年前,深圳还是个小渔村,就是利用后发优势弯道去直,赶超北上广成为了一线城市,如今深圳却成为了沙滩上的前浪,把发展机会拱手相让给西部城市;20年前,中国是全球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正是利用后发优势,中国GDP才赶超欧美,正在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而如今中国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却成为旧体制旧经济的维护者。

半年前,李克强在贵州说,中国要发展共享经济,作为新业态,假以时日,共享经济将为中国经济注入强大力量。共享经济让每个人都有平等创业的机会,每一行都能出状元。在“双创”方面,未来这些企业中将会诞生小巨人。

他说对了,连西部省份贵州都对分享经济敞开了大门,他说错了,连一线城市北上广深都对分享经济关上了大门。

不过对于其他的二、三线城市来说,尤其是经济转型困难时期的东北、中部、西部城市,贵州、云南都是值得学习的,分享经济带来的活力,以及大数据带来的未来发展,都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发展弯道超越机会。(本文首发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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