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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国科技创新的“走出去”和全球化是一个时代现象。在这个被日益撕裂和“逆全球化”声浪搅起漩涡的当下世界，它倍加值得关注和研究。
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些令人迷惑的事实：近一段时间，不少人觉得新加坡成了中国科技创新“走出去”的前哨。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和阿里巴巴的国际电商平台Lazada等都在新加坡建立了区域总部；时装跨境零售电商SHEIN将控股公司的主体设置在了新加坡；国内的一些程序员和产品经理举家搬迁到新加坡，加入当地炙手可热的由中国人创办的互联网公司；中国的不少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人和热衷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冒险者也纷纷涌入这个比沙特法赫德国王机场面积还小的国度，令其一时收获了“亚洲硅谷”的美誉。
地理位置上，新加坡是亚洲通向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门户，令其获得航运与服务的枢纽地位；从文化角度，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族的移民国家，华人又占人口多数，是东方与西方文化与价值观的熔炉；看经济与商业，新加坡商业与消费税收低廉，政府鼓励产业和新兴技术投资，且具有全球化的先天属性和地缘与文化屏障。这一切的诱因，都让新加坡看上去应该是有全球化雄心的中国科技公司的前哨——不少人和企业已经“用脚投票”了。
不过，如果我们盘点一下那些蜂拥而至新加坡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企业家、投资者和冒险家，旁观他们在新加坡的所作所为，再对科技创新的本质展开一个全方位多维度的认知，更深入理解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真正的优势和韧性所在，我们就会意识到：中国科技创新“走出去”，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重要贡献者的“应许之地”，可能另有它处。
在热钱奔涌到新加坡，中国互联网新旧巨头攻陷狮城，加密货币大会人头攒动等众声喧哗之测，地球另一个方位的另一个“小国”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密集发生了一些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中国新闻”——
9月5日，中国动力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在匈牙利东部城市德布勒森签署预购地协议，启动宁德时代匈牙利工厂项目。
9月16日，中国新能源汽车“新势力”的代表——蔚来汽车在匈牙利佩斯州投资建设的蔚来能源欧洲工厂完成首座换电站下线。
更早些，6月14日，联想集团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郊古镇于勒（Ullo）的工厂正式投产。联想的布达佩斯工厂现在每天已可生产1000台服务器，4000台工作站；平均每分钟下线一台服务器，15秒交付一台工作站。
匈牙利，一个位于中欧潘诺尼亚平原内陆的千年古国，一个东欧与西欧交界带的欧盟成员，一个自然资源匮乏、以农业和工业为支柱、人均GDP 410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正在成为另一类中国科技创新企业“走出去”的前哨和桥头堡。
为什么是匈牙利，这本身就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新加坡 V.S. 匈牙利：“走出去”的两个镜像
对比一下分别在新加坡和匈牙利“安营扎寨”的中国科技公司，很容易发现它们的不同。
新加坡吸引的中国科技公司和从业者，几乎全都与“虚拟经济”关联——
TikTok是以算法为内核的全球视频流量巨兽，Lazada现在是被阿里巴巴的营销、物流与交易方法论深度改造的东南亚为基地的全球电商公司，它们都通过海量数据和流量进行商业价值变现。打着区块链旗号的加密货币冒险家们就更不用说了。面对中国和美国日益深刻的裂痕，新加坡也成了一些互联网与投资界富豪资产避险的天堂。近两年，新加坡在撬动全球风险投资与上市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毋庸讳言，聚集在新加坡的中国互联网巨头、投资大佬和新晋富豪，对通过“数字”和“流量”快速生钱变现、规避资产风险的诉求，简单、清晰而直接。
在匈牙利延伸触角的中国科技公司不同，它们普遍都有点“硬”——
在全球新能源汽车电池领域扮演具足轻重地位、堪比高通之于智能手机的宁德时代，在匈牙利投资建设了继德国之后的第二家欧洲工厂，而宁德时代无疑是人们公认的掌握自主核心技术的新能源“硬科技”公司。与宁德时代情况类似在匈牙利建厂的还有亿纬锂能。蔚来汽车是中国新能源汽车“新势力”的代表，除了造车，最近也自己下场自主研发生产汽车电池和“车电分离”的换电站，蔚来最近在匈牙利投产交付产品的，就是一座换电站工厂。
相比宁德时代、亿纬锂能和蔚来汽车这样的新兴中国硬科技企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已经开始造服务器和工作站的联想集团是一家老牌科技公司。联想在人工智能、边缘计算和超级计算领域的投入其实是巨大的，体现在针对政企客户的解决方案上。另一方面，作为一家生产电脑、智能手机和工作站的消费者企业，联想的制造智能化程度较高，提升了它的交付效率，也是硬科技深度融入先进制造的体现。
通过宁德时代、蔚来汽车和联想集团，加上此前更早的华为和比亚迪等，可看到一个更清晰的脉络：它们在匈牙利投资建设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工厂，是制造业的实体经济；它们普遍都有自主的关键核心技术，或实现了先进技术与先进制造的紧密融合；它们都有清晰的全球化特别是针对欧洲的商业计划版图。而匈牙利既是这条绵长的全球供应链建设的一部分，更是前哨。
是到新加坡，还是去匈牙利，是“向虚”还是“向实”的差异；也是“轻”与“重”两种不同模式的科技公司，在全球化路径选择上的区别；更凸显了两者看待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有着极为显著的差异。
不难发现，新加坡是一个“离岸中心”（off-shoring center），它孤悬海外，是世界航运、金融和贸易的枢纽，极力保持自身在中美日益动荡叠加的双边关系中的超然地位，这意味着将全球化总部放置至新加坡，甚至举家搬迁到新加坡，是在美国对中国有着一定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公司的防范和打压的背景下，规避全球化风险的策略。它们试图凭借新加坡在东西方——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超然地位与平衡战略，换取身份的“模糊性”。看上去，与自身在中国的业务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切割，形成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可以说，新加坡是它们将自己“抽离”于百年未有之变局，置身于事外的跳板。而对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在中国的热衷者来说，新加坡既是一个避难所，也是一座冒险岛。
平衡是容易被打破的。抽离于动荡叠加的国际局势和科技竞争环境，希望实现自我“保全”，也是暂时的。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都决定了它只能扮演“离岸中心”的角色，缺乏必要的战略纵深性。不能忽视的是，在中国互联网冒险家大举进入新加坡的同时，这里也是美国深度影响亚太地区局势甚至是产业布局的前哨。作为一个曾经在工业制造特别是半导体工业居于亚洲领先地位的国家，新加坡未来在美国尖端工业制造从“离岸”（Off-shoring）到“友岸”（Ally-shoring）交付的替代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仍有待观察。至少，纷纷涌入的中国互联网流量、交易和加密货币玩家们无法提供匹敌的诱惑力。新加坡的天平其实有先天的脆弱性。
再把目光投向匈牙利：一个中欧腹地的内陆国家，被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包围，西北与曾在19世纪共同组成奥匈帝国欧洲强权的奥地利毗邻，东北则接壤当前世界冲突的焦点——“欧洲之门”乌克兰。地缘环境决定了匈牙利无法成为金融中心和离岸中心，自然资源也相对匮乏，但匈牙利有较好的农业和工业现代化基础，支持本土制造业的外向型经济是匈牙利经济成长的命脉。有意思的是，匈牙利也扮演了一个地缘政治的平衡角色：它是欧盟和北约的成员，但在国际议题上较少受到西方世界意志的掣肘，这从近年匈牙利在美国针对中国“脱钩断链”动作日渐频密、欧盟被迫响应的背景下，仍然坚持推动早在2010年制定的“向东开放”政策，即可见一斑。
与在新加坡的“轻投资”和搭建离岸“虚拟总部”不同，中国公司在匈牙利投建的是工厂，带去的是就业机会和当地制造业升级，因应了匈牙利较好的精密仪器、信息电子和汽车制造基础，契合了匈牙利“向东开放”的国策，是该国政府明确欢迎的投资。
另一方面，宁德时代、蔚来汽车和联想集团等在匈牙利的工厂并不满足于向本土交付，它们以匈牙利为前哨，为EMEA（欧洲、中东和非洲）的广袤地区提供产品。宁德时代在匈牙利的工厂将成为欧洲最大的能源电池工厂，客户是宝马、梅赛德斯—奔驰和大众等亟待全面电动化的欧洲老牌汽车厂商。蔚来的匈牙利换电站主要服务于其在刚刚在欧洲展开的租车业务。而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一直占联想集团全球收入总额的四分之一，2021年联想超过惠普夺得该区域个人电脑市场的桂冠，战略意义不言而喻；目前联想布达佩斯工厂生产的90%的服务器和大约50%的Think台式机及工作站，都销售给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客户。
中国科技公司在匈牙利埋下“钉子”，不是孤立的离岸动作，也并非一家科技公司有意模糊“中国标签”的权宜安排，更不是将全球与中国业务进行切割的精心算计。相反，它是宁德时代、蔚来和联想们将自己在中国形成的技术壁垒、产能优势和供应链经验对外输出，将匈牙利作为枢纽，将中国与欧洲的供需更无缝通畅连接为一个整体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它一次供应链的升级：将“先进制造”的中国经验，复制到那些适合它落地生根，转化为自身竞争优势，符合自身全球化战略意图的地方，进而提升一家有技术壁垒的中国科技公司供应链的韧性。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和科技创新竞争力的防范和打压，通常并不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方面，而主要是针对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力学、超级计算、5G通信和半导体先进制程工艺等前沿技术领域的极限封锁和打压。其中，“脱钩断链”是一项重要的议事日程：即从限制最先进制程和工艺的芯片在中国生产开始，进一步限制通用半导体在中国的制造，再而阻断和影响其它高科技硬件产品在中国的制造甚至组装，腐蚀如钢铁一般的中国供应链，撼动中国供应链在全球30多年来建立的主导地位，最终影响中国科技创新的进程，阻断中国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步伐。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大供应链在全球部署的力度，将先进制造和新型工业化的能力复制输出到地球上其它合适的、符合中国企业和中国整体利益的国家和角落，提升一家中国科技公司甚至中国在某一个科技细分产业的全球化程度，“逆势”构造中国供应链的韧性和柔性。实际上，在匈牙利这样的国家布局高科技加持的供应链，已经成为了“护土保链”的中国科技创新攻坚战和保卫战一部分。
走出去，是去新加坡，还是到匈牙利，是虚实之别，轻重之别，在全球科技产业格局重塑的挑战和变局中“置身事外”与“置身事内”之别，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镜像。
“西出阳关匈牙利”：告别“出海”的另一种全球化范式
匈牙利成为中国科技创新公司投资建厂、增强供应链柔性与韧性的“标的”，有着来自历史、当下与时代的原因。其中非常重要一点，在于匈牙利这个国家本身，有着如同中国供应链一样的柔性和韧性。
不同于一些人的刻板印象，认为匈牙利是一个位于中东欧地带的内陆“小国”。从历史上看，匈牙利曾是西方强权，是19世纪欧洲列强之一“奥匈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推动的高歌猛进的欧洲工业化进程中，匈牙利因其政治上的强权地位获得了工业成长的便利，令其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制造业基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奥匈帝国就以拥有自己的汽车品牌玛尔塔（Marta）和玛格莫比尔（Magomobil）而蜚声于彼时方兴未艾的汽车工业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匈牙利与东欧诸国一起踏上了制造业国有化的道路，同时受制于苏联的需求，冶金与能源开采成为工业主流，一度领先的制造业有所衰退。20世纪末，冷战结束后，凭借地理位置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匈牙利再度成为欧美汽车制造业青睐的投资地，全球排名前10的汽车制造商均在匈牙利开设了工厂，奔驰和奥迪在匈牙利的产能投资均达百亿欧元。大陆集团和博世等汽车零配件厂商也都在匈牙利建厂。匈牙利逐渐形成了高度依赖外来资本——特别是欧美资本的制造业经济。
这并不是匈牙利官方乐见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推动经济复苏的同时，匈牙利政府开启了对该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旨在推动本国产业的竞争力；减少对传统汽车制造业的依赖，增加高附加值产业的比重——它们体现在2010年上台的欧尔班政府推出的“伊利尼计划”（Irynyi Terv）和匈牙利版“工业4.0”（Ipar 4.0 Program）上，被统称为“再工业化”政策。
必须指出，迄今为止，匈牙利的“再工业化”仍然是主要是通过跨国企业投资实现的，但匈政府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吸取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有意地避免欧美外资“一边倒”的倾向，大力推进“向东开放”政策，寻求引入更多欧盟以外国家的产业投资，同时调整依赖传统汽车制造的产业结构。这为宁德时代、亿纬锂能、蔚来汽车和联想集团们进入匈牙利打开了机会窗口。
这就是匈牙利的“韧性”与“柔性”：它是欧洲为数不多历时百年仍然保留有较好制造业底子的国家，为它以工业出口为特色的外向型经济打下了基础。在不得不依赖外向型经济的情形下，它主动调整产业结构，旗帜鲜明地推动东向开放。
在美国积极寻求“同盟”——特别是欧盟在遏制中国的议题上“一边倒”的时候，匈牙利的不一边倒，恰恰证明了西方世界并非铁板一块。这对中国冲破“脱钩断链”的封锁，强化自身的供应链优势和韧性方面，是一个针对性极强的突破口，对中国企业来说，自然也意味着机会。
不难看出，匈牙利向东开放，特别是对中国开放这一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匈牙利是最早给予中国免签证待遇的国家之一，还是第一个在国内同时使用中文和母语进行双语教学的欧洲国家。2004年，匈牙利即与中国签署了“中匈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协议”。2012年，匈牙利加入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平台”。2013年，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匈牙利成为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并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欧洲国家。
“一带一路”在匈牙利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是“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铁路发展计划”，即传说中的“匈塞铁路”。它将连接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等国，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交通互联互通的核心项目。这条铁路一旦连通，匈牙利将成为中国货物运往欧洲的“中转站”。
而在这条铁路竣工连通前，从中国82个城市通达欧洲19个国家67个城市的“中欧班列”，以一张“统一运单”的方式，承载着中国的商品、原材料与设备向欧洲的高效率运输——以联想集团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工厂为例，其肇建之初，所有的设备都是从中国运输过去的，总共30个集装箱，其中26个走的都是这条中欧班列。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有着一套思维定势，即全球化的特征是跨越海洋、以跨海空运和海运贸易为重要载体的人类商业与文化交流活动。近年来，中国企业特别是游戏、工具和视频等业务拓展中国以外业务，频频用“出海”一词替代其全球化扩张的本质，这是典型的被西方“海洋文明”和“海权意识”深度绑定的思维定势。
“出海”一词如此深入人心，让人们忽视了中国企业寻找全球战略锚点和前哨，进而走向世界更广袤市场的另一条地理路径和战略路径——即通过铁路和陆路“西行漫步”，连接中国与欧洲的可能性与企图心。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陆路几乎是人类进行有限的国际交流的唯一选择。直至20世纪中期，陆路交通并没有因为航海和航空的普及而失去国际甚至洲际连接的应有功能。自20世纪早期至今渐次推行又几经波折的“欧洲一体化”进程，陆路交通与经贸都发挥着要作用。冷战后，因为意识形态的分裂形成的铁幕和西欧与东欧的互相隔绝，全球市场呈现极强的区域性色彩，欧洲与亚洲之间的陆路交通作用因此被削弱。直至冷战结束，全球化在统一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欧亚之间“陆上全球化”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中被称作“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带”，即中国与欧洲及地中海沿岸各国加强陆路贸易与合作交流，进而增进互信新型国际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倡议。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中国方案”，是中国深度参与“新型全球化”的构想与实践。
而在近年单边主义、新冠疫情和国际冲突等动荡风险叠加，导致严重依赖”海权”的全球化自由贸易遭遇严重挑战的情形下，一条替代性的陆路物流交通和文化交流通道，对摆脱旧的全球化优待规则，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全球化交流与贸易并分享全球化红利，有效恢复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方面，作用得以进一步凸显。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妨重新审视匈牙利对中国深度参与的“新型全球化”的意义：它是一个对华友好政策具有长期确定性、地处亚欧交通枢纽位置的匈牙利；它是一个着力建设物流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制造业技术含量，拥抱新兴产业的匈牙利；它是一个有着绵延奔流的铁路从太平洋东岸的中国城市，蜿蜒曲折越过山脉与戈壁，途径中亚与西亚，通向潘诺尼亚平原腹地的匈牙利。
这样的匈牙利，不仅吸引了联想、宁德时代和蔚来等信息技术、新能源和制造业融合的中国科技公司前往投资，还彰显了中国公司全球化的另一种范式，即“西出阳关”，踏上被新一代基础设施重新修缮的“丝绸之路”，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构建非海权意识和单一国家主导的“新型全球化”提供的一种方案和样本。
新型全球化：以“中国—匈牙利”为范本
除了地缘意义上的“西出阳关”，探索百年未有之变局下“陆路全球化”的战略意义之外，中国科技公司选择匈牙利当全球化的前哨，优化供应链体系，还体现了全球化深度变革的另一个层面，即重新定位全球化进程中，国与国之间的产业结构与关系，进而创造更高质量的“新型全球化”的可能性。
不妨回到一个本质的问题：匈牙利对中国企业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那么为什么匈牙利需要联想、宁德时代和蔚来？
在已经建成投产的联想集团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工厂，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如前文提到，联想集团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投建工厂的产线装备，都是由中国设计与制造，主要通过“中欧班列”运输过去的。它采用与联想在深圳的智能制造基地同类的产线母本，是联想在智能制造领域“压箱底”的看家本钱。此前，联想在武汉的智能制造基地已证明了高度智能化、人与机器协同的生产线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产品上的交付能力，而服务器和工作站的智能制造交付，则交给了需要深圳和远在中欧内陆的匈牙利布达佩斯。
不夸张地说，对制造业较为依赖欧洲传统汽车工业的匈牙利而言，“智能制造”是一个新物种。用“生产控制塔”智能控制每一个生产线上的屏幕和机床，实时提供每一步操作指引，每当出现操作员失误系统自动报错和预警的体系，以及智能化温度、湿度、环境和楼宇检测系统，在匈牙利是不多见的。过去的20年，欧洲和美国的传统汽车和制造业并未在这方面提供太多的先进案例，更遑论将这样的经验带到匈牙利。
是联想集团而不是欧美企业将这样的智能生产线带到匈牙利，背后是中国在过去的二三十年，特别是最近十年在制造业持续投入，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制造业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推动中国制造业持续升级，创造高质量发展的制造业的积累与成就。
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增加高附加值产业比重，推动“再工业化”实践的匈牙利而言，这样的“智能制造”输入当然是需要的。宁德时代的锂电池和蔚来汽车的加电交换站工厂，也都是匈牙利产业结构调整新的“活水之源”。它们都给当地带去了就业机会，以及更重要的创新技术、产业动能和管理运营理念。
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企业，都愿意将自己最新的技术、产能和方法论，第一时间带向国际市场，40多年来一直对外资报持开放态度的中国对这点恐怕最有体会。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信息技术、医药、物流、电子器件、消费电子、食品饮料、化工、制造、日化和能源等领域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就业机会、产业升级、贸易出口和消费活力，参与了人才培养，为中国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在相当长的时期，都视中国为原始的“新兴市场”，将相对落后的产能和低价商品投放到中国市场，并要求中国的研发团队做支持而非基础与核心的技术工作。
这与中国融入世界40多年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贸易秩序，将中国定义为原材料基地、粗放型生产加工地和技术支持者的角色密切相关。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对这种美国主导的所谓“全球产业分工秩序”进行过详细勾勒。而一旦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升级产业结构，追求高质量发展，在前沿科技与先进制造等领域取得了突破和进步，逐渐向产业链上游跃迁的时候，美国对中国相关科研机构与企业的打压就不再有任何掩饰。
西出阳关，沿着现代化的丝绸之路“走出去”的中国科技企业，如何看待自己与目标国家的关系，是一个新命题。是像欧美企业对曾经的“新兴市场”国家那样，带着“拯救者”的面具俯视它们，把它们放在食物链的下游，让它们围着自己的需求转，时刻担心它们的崛起；还是开创一种新的范式，将目标国家视作平等相待、共同成长、彼此成就的合作伙伴？
目前看来，中国的科技公司倾向于后者。企业的价值取向，折射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和价值观。
共商、共建和共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原则，也是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企业的行动指南。
以联想在匈牙利建厂为例，选择在布达佩斯建起一个相当于7个篮球场面积大小的“智造基地”，显然是联想集团与匈牙利有关部门协商确定的；联想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技术和经验，与匈牙利良好的高素质制造业工人队伍结合在一起，创造一座当地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工厂，自然是双方共建的产物；这座工厂以每天生产1000台服务器、每日下线4000台工作站的“中国速度”，缩短了通向欧洲和中东市场的物流距离，为匈牙利创造了高端计算设备的出口收入，也为联想集团带来了EMEA地区整体业务的增长，提升了供应链的活力和韧性，是双方共享发展成果的折射。
更重要的，无论是联想在布达佩斯的工厂，还是宁德时代在德布勒森的动力电池基地，以及蔚来在佩斯州的首座换电站工厂，都体现了“中国—匈牙利”代表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新范式——
首先，它们都属于新兴技术与产业，是中国近10年转变增长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进而，这些高质量发展的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西出阳关，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传输至中欧腹地的匈牙利，落地生根发芽，体现了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再而，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行动，落到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实则形塑了“新发展格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
有不少西方观察者认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密码就是“基建”——匈塞铁路就是一个典型。诚然，有“基建狂魔”美誉的中国确实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在“西出阳关”的陆路全球化通路上，兴建了阡陌纵横的公路、铁路和物流枢纽。但是，联想、宁德时代和蔚来等中国企业近期的动作表明，超越基建投入的，是全球化供应链布局催动的“产业链”升级——鼓励和推动不同国家向产业链上游行进，不把任何国家和企业禁锢在产业链底层的升级。
联想、蔚来、宁德时代和亿纬锂能们参与开创的，是全球化的另一种可能——它是协作程度更高、产业链分工更平等的全球化；是超越了一国单边制定一切规则的全球化；是参与成员可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优化自身产业链分工角色的全球化；是告别了“海盗精神”的全球化；是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全球化。
这是一种“新型全球化”。中国是它的倡导者，中国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企业则是“新型全球化”躬身入局的实践者。“新型全球化”帮助更多国家打破发展的瓶颈，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并从中受益。
这种“新型全球化”的最新试验田，不在别处，就在匈牙利。
散落在新加坡的中国企业，是一个又一个“绝世而独立”的孤岛；而扎根在匈牙利的中国科技公司，收获的是一条绵长的经济带、阡陌纵横的供应链、四散辐射的贸易网络，以及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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